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文：任泽平团队

但也需要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既存在长期结构转型，也会面临短期经济波动冲击。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主动出清一些落后产能，这可能会引发短期就业压力和经济下行压力。因此为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加以配合，为改革赢得时间和更多支持。

1 背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

2 国际经验：增速换挡期，改革提速的关键是旧增长模式的转型和新增长模式的培育

1 背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

1979-2012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GDP平均增速9.9%。这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了持续的劳动力供应和资本积累，改革红利又带来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但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净减少，人力资源禀赋优势逐渐减弱，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进入增速换挡期。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彼时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持续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上出现一些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且阐释了“新常态”：速度方面“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方面“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方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中国进入增速换挡期后，首先是受到落后供给的制约，因此在2012年开始进行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调整了要素投入、淘汰了一批过剩落后产能，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平稳地度过了增速换挡期的前期。

2020年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又暴露出来，疫情冲击、逆全球化加剧，叠加总人口和房地产周期下行，需求侧遭受较大冲击。外需下滑，中国经济需要依靠内需提振，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放缓是供给和需求侧以及海外环境变化共同导致的。具体来说：

中国人口转变先后对供给侧和需求侧产生冲击。一是，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净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供给侧产生冲击，人口老龄化、潜在增长率下降。二是，2021年中国总人口见顶，房地产长周期拐点向下，对需求侧产生冲击。

海外环境变化也带来重大冲击，逆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长期停滞”，呈现“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特征，而科技革命尚未产生爆发式增长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内顾、保护主义倾向严重，供应链、技术脱钩风险与日俱增，进一步助长逆全球化趋势。

1998年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统计，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1997年中国首次摘掉“低收入国家”帽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超过13205美元即是高收入国家。2022年，我国人均GDP1.27万美元，人均GNI1.26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尽管目前中国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但也应当避免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时间被拉长。

2 国际经验：增速换挡期，改革提速的关键是旧增长模式的转型和新增长模式的培育

过去，很多国家依靠低人力成本和出口天然禀赋资源的比较优势驱动经济增长，但这两类经济增长模式是无法持续的。伴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人力成本会逐渐提高；天然禀赋资源会耗尽。这两类国家原有的经济驱动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失效会成为必然，需要转向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

我们曾经在《德日韩台“经济L型”时期的资本市场表现》中提出：“根据国际经验，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在人均GDP 11000国际元附近出现增速换挡，经济增速平均从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经济增速换挡的驱动力来自供给侧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需求侧房地产投资长周期峰值的到来。”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初始较为贫穷的经济体会比初始就较为富裕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这就是追赶效应。成功追赶的经济体，会经历增速换挡期，在高速追赶后收敛到中速增长，再收敛到低速增长。

成功度过增速换挡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诸如德国、日本、韩国等，都进行了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制度优化，注重创新。

德国在1951-1965年的15年间实现了年均6.6%的快速增长，创造了“莱茵河奇迹”，GDP增速在1966-1978年降至年均4%左右。1966-1982年，增速换挡前期，德国没有及时调整经济政策，造成了政府债务和产业结构两大问题。1982年，科尔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多市场、少国家”的偏供给侧的经济政策，提倡减少政府干预、更多市场经济，采取压缩财政、削减福利、减税、控制劳动力成本、推进私有化、产业结构升级等行动。在这轮供给侧改革下，德国淘汰一批过剩落后产能，推广传统工业自动化，发展电子、核电站、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1982年的75%左右提高到了1989年的近90%；国家支出比例、财政赤字、新债务减少，经济政策重获信任，国家内部重建稳定，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983-1989年德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通胀温和，贸易顺差增加，出口和净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德国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定锚货币”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联邦银行贴现率和无风险利率稳定下降，经济基本面全面向好。1982-1989年间DAX指数增长了2.6倍，上市企业数量持续增加，资本市场繁荣发展。

韩国在1961-1991年经历年均9.7%的高速增长，随后韩国人口红利逐渐退潮，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开始丧失，在1992年前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但政府拒绝减速，通过发放大量信贷给财阀、鼓励财阀加大投资、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等政策来维持GDP增速。1996年，韩国前三十大财阀的负债率高达80%，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并在当年四季度冲击韩国。在金融危机的倒逼下，韩国政府以苛刻的条件接受了IMF的救助，对金融、企业、劳动、公共四大部门开启了一轮结构性改革，最终韩国成功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实现增速换挡。

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10%左右的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速换挡失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以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为代表，普遍在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上调整力度不够或是转型失败，产业升级停滞甚至倒退，长期积累大量结构性问题，因而遇到债务或金融危机即会爆发。例如资源密集型的拉美国家执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行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发展模式，在没有解决好内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大量对外举债，在拉美债务危机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劳动密集型的东南亚国家则面临收入分配不均和制造业高端化转型过慢等问题，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 思想脉络：从三去一降一补到碳中和碳达峰到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近十年“新常态”下实行的经济政策，贯穿全程的主线思想，归根结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5年，中国政府就首次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由投入型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包括使用新技术、引入新生产要素、资源重新配置等。

在这样的主线思想下，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优化供给端生产质量与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第二阶段的碳中和碳达峰，强调绿色发展，清洁能源；第三阶段的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

3.1 第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2015年-2020年）

2014年中国面临着“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前期经济粗放式的快速增长和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行的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的刺激政策，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收入分配不均情况加剧、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杠杆放大、一些重复冗余投资等经济失衡和矛盾问题。

面对新常态下的挑战，中国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是破旧，一降一补是立新。淘汰落后产能、减少积压库存、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建设。通过对要素结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和优化，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来提升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十九大明确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三去一降一补获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1）去产能方面，重点行业的大量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产能利用率提高，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钢铁约3亿吨、水泥约4亿吨；2）去库存方面，房地产市场发展更趋平稳；3）去杠杆方面，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连续下降，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得到遏制；4）降成本方面，企业减负明显，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20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5）补短板方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一批重大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医疗、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财政投入增加。新产业不断涌现，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2020年我国转型升级指数达到150.7，较2015年提高了43.3；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440.3，是2015年的3.7倍；2022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7.36%。

3.2 第二阶段：绿色发展，碳达峰碳中和（2020年-2023年）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近尾声，煤炭、钢铁等中国传统工业逐渐完成落后过剩产能的淘汰与行业升级，中央的产业升级思路开始往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随着全球气候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即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通过各种方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随后，关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出台，包括加强环境保护法规建设、推广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等，努力兼顾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同步进行。2021年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现代能源体系，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推动下，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已超过火电。中国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发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行业，这些行业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约75%。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正式上线交易。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达4.4亿吨，成交额约249亿元。截至2023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14.5亿千瓦，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的比重超过50%，历史上首次超过火电装机，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中的比重接近40%。

3.3 第三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2023年至今）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层层递进，首先是淘汰落后产能，其次是可持续发展，最后就是发展能引领未来经济增长动力的部分，新质生产力也就应运而生。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并提出新质生产力“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更体现了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数字经济等的重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以往的三去一降一补和绿色发展实际上都是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主要是提升已有的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则在强调新的生产力。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列为十大工作任务之首，对涵盖范围进行更详细概述。一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包括技改、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等。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生命科学。三是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平台企业、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算力。

通过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兴产业的政策梳理，可以看出国家对它们的重视由来已久，且重视程度在逐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重大政策文件，持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16年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5年的8%提高到15%；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前瞻谋划未来产业”。2022年二十大也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4 影响与展望：新质生产力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要素投入的基础上，强调创新驱动，形成新生产过程，形成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望带来以下影响：

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中国的大规模基建和投资带来了高速增长，但粗放式投资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投资转化为创新技术的效率不高等问题，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中国201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基数1，则中国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变价）为0.965，较2017年有所下降；以美国作为基数1，201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为美国的0.40倍，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突破要素的供给约束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先进技术和创新驱动传统行业进行转型与升级，使经济由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转型，有望为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推动产业链的全面优化与升级、提升产业链附加值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的竞争力。

3）促进众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生物科技等崛起与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多元化与科技化。

4）推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在信息和工业的深度交互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间的交叉融合成为一种趋势。新质生产力将加速这一进程，使得不同产业能够更有效地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实现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